未竟中国

钟文凯

一

过去十年，中国的建设量无疑是世界上最大的。如无意外，因为种种原因未能建成的设计方案也应该是世界上最多的。最近在上海举办的展览“庆祝未竟建筑”(Unmade in China)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赞誉或批评未建成的建筑一直是建筑界的一个传统，与那些已经建成的项目相比，未竟项目可能具有同样的甚至更大的影响力，但为什么人们对于发生在中国的“未竟建筑”却熟视无睹而闭口不谈?

我能想到两个浅显的原因。

一是正因为建设量是如此之巨大，我们身边的物质环境发生了如此根本的变化，要评论和反思已经或将要实现的城市规划和建筑项目显然是更加紧迫的任务，谁还会有太多功夫去关注未能建成的作品? 同样，在一个市场空前繁荣的年代，又有多少建筑师抵挡得住现实的诱惑，能够像约翰 • 海杜克(John Hejduk)或者利布斯 • 伍兹(Lebbeus Woods)[1]那样待在学院里孜孜不倦地潜心描绘很可能永远无法(也无须)建成的“纸上建筑”? 未竟建筑不管有多精彩，都不能给普通人的生活带来真实的快感，也不会带来切肤之痛。

二是在这个数码时代，工程师有信心实现任何建筑造型，建筑师运用三维计算机软件生成一些炫酷的形式，编出一段动听的说辞，再外包给专业效果图公司制作几张漂亮逼真的图片，这一切都不是最困难的。困难的是把数码变成物质，尤其是在中国今天的经济、技术、管理水平的制约下。正如广州歌剧院所展示的那样，即便是像扎哈 • 哈迪德这样的国际大师也未必能全身而退，她是否会希望建成的结果能像计算机模型一样的完美? 反过来，当我们遇到那些真正的杰作，身临其境的感受总是比任何图片都更加震撼和令人回味。因此，没有经历现实检验的未竟建筑，总是难以令人完全信服。

二

确实还有另一种类型的未竟建筑，能够超越它们所诞生的年代，为一代又一代的建筑师带来灵感。不管是具体的方案设计，还是纯理论性的探索，甚至完全是对未来的畅想，这些经典的案例已经成为建筑史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比如：皮拉内西(Giovanni Battista Piranesi)的“牢狱”，布雷(Éienne-Louis Boullée)的“牛顿纪念堂”，特拉尼(Giuseppe Terragni)的“但丁纪念馆”，柯布西耶的“光辉城市”，建筑电讯(Archigram)的“行走城市”等等。在矶崎新的《未建成/反建筑史》一书的序言里，建筑史学家五十岚太郎称“未建成是超越时间的，它具有在召唤远古建筑的同时又内含对未来的想象这样一种时间交错的性质”[2]。未建成无需向现实世界妥协，也没有“肉身”的生老病死，因此可以历久弥新，不断被重新解读。

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MoMA)曾于2002年举办过一次由杰弗里 • 凯布尼斯(Jeffrey Kipnis)策划的展览，名为“建筑的完美演出” (Perfect Acts of Architecture)，内容是六套完成于1970-80年代的图纸：库哈斯和埃利亚 • 曾格里斯(Elia Zenghelis)的“逃亡，或建筑的自愿囚徒” (Exodus, or the Voluntary Prisoners of Architecture)，艾森曼的“住宅VI”，屈米(Bernard Tschumi)的“曼哈顿手稿”(The Manhattan Transcripts)，李布斯金(Daniel Lebeskind)的“微型巨人”(Micromegas)和“室内乐”(Chamber Works)， 梅恩(Thom Mayne)的“第六街住宅”。除了“住宅VI”和“第六街住宅”以外，其余四件作品非但没有“建成”，甚至不能被称为普通意义上的建筑设计。图纸所呈现的不是建筑的样貌，它们摆脱了传统透视法的束缚，试图通过轴测、图解、拼贴、叠加、旁白等手段以及精心编排的序列去拓展建筑的内涵：可能是概念的推导，可能是建构的意图，也可能是建筑的叙事、音乐或文学的隐喻。这些看起来晦涩难懂的建筑绘图不仅仅是设计的工具，同时也是思想的表达，而且本身就堪称精美绝伦的艺术作品——凯布尼斯称之为“建筑的完美演出”[3]。

1970年代初期萧条的经济、寥寥无几的项目委托使一批有才华的建筑师留在学校成为了老师。他们的研究和设计工作吸取了电影、文学、哲学、语言学以及社会学科的养分，带来了“纸上建筑”的一个创作高峰期，“建筑的完美演出”是其中一个小小的缩影。从1980年代到美国留学、任教，其后在1995年回国实践的建筑师张永和身上，我们仍然能看到“纸上建筑”的痕迹，尤其是在他记录在《非常建筑》一书中的早期作品里(除“公寓室内”以外均未建成)。1990年代中期开始，计算机辅助设计的出现很快使“纸上建筑”变成了“无纸建筑”，建筑设计的工具、效率和表现方式都发生了惊人的变化，并且推动了建筑形式和建造技术的革新。这种变化在几年后回国的年轻建筑师马岩松的作品里是表现得再清晰不过了——他也是一位未竟建筑的高产者，在“梦露塔”胜出之前曾在多次设计竞图中遭到挫折。

数码时代的未竟建筑与前相比的不同之处在于，即使没有在现实世界里建成，它已经存在于计算机三维建模的虚拟空间里，不仅具有形体和尺度，还可以被赋予材质和光线，并通过日益先进的渲染程序和PHOTOSHOP后期处理生成几可乱真的效果图和动画视频。这种模拟真实的视觉化手段是前所未有的，可以说在一定程度上拉近了未竟建筑与现实的距离。

与数码时代接踵而至的是网络信息时代。如今，我们对于当代建筑的认识大部分都经过了互联网、杂志、展览、评奖等各种媒介的过滤，而不是依赖于直接的现场经历。即便是建成的作品，也要先被“压缩”、定格为特定时间、特定光线条件下由专业摄影师拍摄的“标准照”，再

经过润色之后才进入更多观众的视野。难怪曾有建筑师半开玩笑地说，辛辛苦苦盖成一个房子的最大收获，就是拍出几张好照片! 大概是意识到照片不仅可以传得更远，还可能比建筑更要长久吧。另一方面，未竟建筑却在各种媒体中找到了更多的栖身之所和传播途径，可以毫无间隙地汇入到信息的洪流里，完全不受物质、场所和地域的羁绊。

三

中国近二十年来的经济腾飞正好赶上了数码时代和网络信息时代的到来。中国现阶段的政治经济制度和数千年的历史文化背景使发生在这里的未竟建筑不仅具有时代的特征，而且还被打上了中国的烙印。绝大多数的未竟建筑都不是纯粹以研究为目的的假想课题，而是在具体的时间地点为具体的客户、具体的项目所做的方案设计。虽然各种原因所导致的未竟建筑在古今中外都并不少见，但是在中国高速城市化的过程中，规划的缺失、政策的变数、市场的风险、开发行为的投机性、社会诚信的低落、法律制度的不健全等因素已经使未建成项目成为了一种司空见惯的现象——曾经一度风行全国的“烂尾楼”就是这种现象的极端表现。如果再加上各种名目的方案竞赛，那么“项目黄了”对于任何一家设计院或建筑事务所来说，那简直就是家常便饭。

客观而言，未建成项目并非一无是处。对于还在成长期的年轻建筑师来说，未建成项目提供了积累想法和经验、培养工作团队、建立社会人脉关系的机会。如果没有未建成项目所带来的一定收入，很多刚刚起步的设计公司甚至无法立足生存。

文章开头所提到的“庆祝未竟建筑”展览选取了十二家境外事务所在中国完成的建筑方案设

计。在全球化经济的时代背景下，这些建筑师远渡重洋，来到中国寻找施展才华和“分一杯羹”的机会，有的如愿以偿，有的铩羽而归，同时也引发了一场关于中国是否已成为“西方建筑师的试验场”的争议。展览中这些自称“过去十年在中国未建成的天才设计”不见得都名符其实，也很可能算不上是最具代表性的作品，但至少提供了一份经过筛选的样本，或许可以引发更多关于未竟建筑的讨论，帮助我们从另一个侧面认识中国建筑的现状。

展览名为“庆祝”，显得多少有点言不由衷。从参展建筑师的访谈中，我们不难察觉“庆祝”这层薄纱背后所透露的不解和无奈、遗憾和沮丧。由于未能到现场参观，我尝试在互联网上搜索更多关于展览的信息，却发现其官方网页(www.unmadeinchina.com)“无法找到”，只有在“翻墙”之后才能进入。网站被屏蔽的原因我们不得而知，但是在一个信息受到管制的社会里，我们又如何能信赖决策的透明、预算的合理、程序的规范、竞标的公平? 正如参展建筑师之一、两栖弧事务所(AmphibianArc)的王弄极先生所抱怨：“中国项目给我们的经验是：决策的制定与过程非常不透明。你根本不知道他们为什么做了这样的决定，也不知道某种结论是如何而来的。”荷兰事务所de Architekten Cie的天津中央火车站规划和建筑设计被评选为国际竞赛的两个获胜方案之一，业主却因此无需与其中任何一方签约。建筑师们后来把这种方案竞赛戏称为“概念采集”。

十二个参展作品里有两个来自鄂尔多斯，分别是Cannon Design的鄂尔多斯表演艺术中心和VMX Architects的希尔顿酒店。如果再算上一度炒得沸沸扬扬的“鄂尔多斯100”和笔者曾经参与的“鄂尔多斯20+10”等集群设计项目，鄂尔多斯可以说是未竟建筑的多发地。这座人均GDP排名全国第一的城市，如今已面临房地产市场泡沫破裂的严重危机，开发商资金链断裂，大量在建项目停工，康巴什新区几乎是一座无人居住的空城。这是一座“未竟城市”。

四

抛开种种“外因”，我们又该如何从建筑专业的角度来看待这些参展作品? 在一个后CCTV的时代，什么样的“天才设计”、什么样的“建筑实验”还能在概念构思、形式语言和技术难度上激起我们的兴奋点和好奇心? 平心而论，我毫不怀疑这些建筑师的设计天赋、职业素养和敬业精神，参展作品里不乏机智巧妙的构思和新颖美观的造型。尽管来去匆匆，大多数西方建筑师也不愿把中国看作是一张可以在上面肆意涂画的白纸，而是试图表现出对中国文化和地方特色的兴趣，并且尽其所能地努力寻找切实可行的设计方案。

但是这种努力却时常给人以“隔靴搔痒”的感觉。在展览为数不多的案例中，我们就看到：以蹴鞠为原型的足球场(UNStudio)，来自唐代长袖舞运动轨迹的音乐厅(Cannon Design)，以徐悲鸿绘画形式为灵感的博物馆(AQSO)，融入了风水原理的参数化别墅区规划(MIN|DAY)，将中国园林的几何关系引入三维空间的豪华别墅(MSMEA)，象征太阳、月亮湖和蒙古包的大酒店(VMX Architects)。各种中国元素仿佛成了一道道可以信手拈来的护身符，莫非是出于政治正确性的考虑? 抑或仅仅是对设计进行包装和推销的手段? 确实，中国是一个渴求“创意”的国度，但这样的“创意”能否带给我们更多的启示?

展览中最令人印象深刻的作品是MVRDV的柳州龙潭公园住宅规划项目。基地紧挨着风景秀

丽的喀斯特地貌国家公园，已被开采的石灰石矿脉将五座山峰粗暴地劈开。为了保护山谷里的原始森林，建筑师决定把2700多户住宅堆叠在已被破坏的山崖上，使所有单元都能获得良好的视野和通风，同时也会填补开采的痕迹，防止暴露山体的进一步侵蚀——高密度居住有可能与自然风光和谐共存。这一策略所针对的是非常具体的基地条件，却反映了建筑师对于城市开发与环境保护的关系等普遍性问题的思考。这种思考不仅是当代的，也是中国的。尽管项目没有建成，但设计本身还是具有现实的意义。

环顾我们四周的生活环境，无论是社会环境还是物质环境都有太多值得改善之处。未竟建筑带给我们的可以不仅仅是形式概念上的新奇时尚，那只是稍纵即逝的过眼云烟。未竟建筑可以从其它学科和领域中吸取养分，转化为推动建筑学向前发展的动力。未竟建筑无法立竿见影地改变现实，却可以对现实作出富有想象力的、积极的回应，并参与到范围更为广阔的文化对话中去——关于空间，关于社区，关于城市，关于中国。

注释：
[1] 利布斯 • 伍兹最近也在中国第一次获得了把设计付诸实现的机会，他在霍尔(Steven Holl)设计的成都来福士广场项目中植入了一个称为“光亭”的公共空间，目前仍在施工。
[2] 五十岚太郎，反建筑史，矶崎新，未建成/反建筑史，p8。
[3] Jeffrey Kipnis, An Introduction to a Perfect Act. Jeffrey Kipnis, Perfect Acts of Architecture, p12.

[本文发表于《城市 空间 设计》2012/05 (总第27期)，“未竟建筑”专辑，p21-23。文字略有改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