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当代建筑关键词

钟文凯，建筑师，在场建筑(SPACEWORK Architects)合伙人，现居北京。
王辉，建筑师，URBANUS都市实践创建人之一，现居北京。
秦蕾，《Domus国际中文版》主编助理，现居北京。
嗯工作室(Noffice)：是由朱晔、徐浪、魏皓严三人联合组成的城市空间研究团队。朱晔，独立艺术家与评论人，《城市中国》杂志执行主编，现居广州与重庆；徐浪，建筑师、独立艺术家，现居重庆；魏皓严，建筑师、规划师，任教于重庆大学建筑城规学院，现居重庆。
冯果川，建筑师，深圳市筑博工程设计有限公司主持，现居深圳。

关键词条

1. 6. 11. 16. 21. 26.

城市化 城中村 烂尾楼 注册建筑师 数码建筑 炒更

2. 7. 12. 17. 22. 27.

土地 大学城 房改 设计资质 欧陆风 效果图

3. 8. 13. 18. 23. 28.

总体规划 CBD/中央商务区 拆迁 实验建筑 招投标 盗版书

4. 9. 14. 19. 24. 29.

可持续发展 形象工程 钉子户 建构 围标 建筑展览

5. 10. 15. 20. 25. 30.

遗产保护 豆腐渣工程 建筑学学位 绿色建筑 集群设计 媒体

[本文发表于《今天》2009/夏季号 (总第85期)，“中国当代建筑”专辑，p246-261。]

关键词 1 • 城市化

城市化是与工业化、市场化、现代化息息相关的一个历史进程。建国初期，由于实行计划经济，中国政府建立了城乡二元分割的户籍制度，并一度采取“反城市化”战略(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市民返乡、干部下放等)，使中国的城市化长期停滞、甚至出现过倒退。改革开放以后，长期积蓄的城市化压力以及城乡之间、区域之间的经济差异，使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的流动呈现出一种突然爆发的趋势，巨大的人口基数决定了中国正在经历的是人类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高速城市化进程。进入二十一世纪，中国的城市化水平以每年约百分之一的速度增长，预计在2020年将达到50%-55%。高速的城市化刺激了国民经济的迅速增长，同时也给生态环境、耕地保护、基础设施以及社会福利制度等带来了巨大的压力。户籍改革至今进展缓慢，大量流动的城市农民工无法在就业、教育、住房、社会保障等方面享受与城市居民同等的待遇，加剧了社会不公与贫富差距，城市难以成为农村剩余劳动力输出的终点，致使中国目前的城市化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了“夹生饭”。高速城市化的同时也伴随着“城市性”的日渐稀释：绿化退线、日照间距等硬性规划要求使城市建筑沦为了城市孤岛；拥挤的车流代替了街道生活；传统城市肌理被置换成封闭式住宅区… 另一方面，中国城市化的区域差异显著。一些发达地区的城市已开始步西方国家的后尘，出现了城市人口向郊区迁移的趋势，进入城市化发展的“市郊化阶段”，并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别墅与经济适用房并置的郊区景观。(钟文凯)

关键词 2 • 土地

1991年，全国土地市场开始建立。这一改变，使得中华人民共和国广袤的土地资源终于变成了资产，中国城市空间的生产方式由此被重新书写。如果把住宅比喻为面包，那么土地就是面粉，各级地方政府则处于面粉交易的核心环节。1998年中国房改启动之初就被过度地赋予了拉动经济增长的功能，2003年《国务院关于促进房地产市场健康发展的通知》中，明确指出房地产是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这一界定被各地方政府推演到极致，并演变为畸形的增长模式。在现行体制下，由土地产生的资产性收益和大部分税费基本上归地方政府所有，这使得地方政府高度依赖土地收益。政府热衷于批租土地，包括征用农村土地用于大规模房地产开发，依靠房地产投资来拉动当地的经济发展。一些地方政府在利益的驱动之下，以各种方式支持甚至助推房价上涨，这是造成房地产市场秩序不规范的重要因素。而目前的土地出让制度把70年的土地使用权一次性地转让给开发商，开发商又将这笔费用转嫁到购房者身上，从而抬高了住房消费的门槛。土地问题涉及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农民、工业企业、开发商、城市居民等六个利益或权力主体。根据目前的土地制度，拥有土地的农民与需要土地的房地产开发商、工业企业不能进行直接交易，地方政府则可采用征用土地的办法，把土地从农民手中拿走，转手再将其建设使用权出让给房地产开发商或工业企业。这样一来，地方政府实际上成为了经营土地的商人。(嗯工作室)

关键词 3 • 总体规划

30年来，我国城市总体规划的发展，经历了1980年代末以前改革开放初期受计划经济体制影响的阶段，和1980年代末至今以社会经济环境的可持续发展为原则的经济大发展阶段。对比于改革开放之前计划经济时期以工业生产为主体的城市总体规划，中国城市的性质、规模、发展方向和空间结构都发生了本质性的变化，并逐渐向现代化和全球化发展。
总体规划对城市发展的影响毋庸赘言，但当前中国城市总体规划编制管理的混乱是一些不合理的城市现象的渊薮。国家发改委编制发展规划，国土资源部编制土地利用规划，建设部主管城市规划。这三种总体规划，虽然有一定的逻辑关系，但不能落实到同一张图纸上，产生了规划中许多自相矛盾之处，例如产业结构规划和城市土地利用结构相脱节，城市人口规模与城市土地规模相脱节等。较之于总体规划编制和实施过程中的其它弊端，这个源于管理体制的痼疾，其负面影响可能是最大的。它使中国的城市成为世界城市史的一个特殊案例。(王辉)

关键词 4 • 可持续发展

1987年，联合国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在《我们共同的未来》报告中，把可持续发展定义为“既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需要的能力构成危害的发展”。这一概念获得了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同，其影响日益渗透到人类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衍生出可持续城市、可持续农业、可持续能源、可持续消费、可持续旅游、可持续建筑等新的理论和探索。可持续发展是经济、社会、资源和环境保护的协调发展，既强调当代人之间的横向公平性，也强调当代人与未来世代之间的代际公平性。
中国是世界上的第一人口大国，人口总量、就业、老龄化三大人口高峰将在未来二、三十年内相继到来；中国的人均资源占有量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而且资源的破坏和浪费严重；改革开放以来，持续高速增长的“经济奇迹”主要依赖“高消耗、高污染、低效益”的粗放型模式，带来了严峻的环境和生态问题。中国政府已将可持续发展确立为国家的基本战略，但如果不能从根本上改变“把经济上的数量增长等同于发展”的观念，并以身作则地致力于培养节约型社会的全民意识，中国的“可持续发展”只会成为挂在嘴边的一句空话。(钟文凯)

关键词 5 • 遗产保护

对比于梁思成为文物保护而独自哭号，1982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促使今天的文化遗产保护成为在法制轨道上的一个系统工程。今天，中国的文保技术已经输出到国外，去承担保护吴哥古迹这样的项目，也证明了30年来这个领域的思想和技术上的巨大变化。1985年，中国加入《世界遗产公约》，使中国相对独立的文物保护体系和国际文化遗产保护体系得以接轨，并用文化遗产的理念来代替文物的概念。随着从1987年起，中国不断地申请项目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对这些项目的保护、维修和管理的要求也进一步影响了国内的文物保护的标准和水准。1990年代，三峡工程淹没区文物的抢救工程历时十余年，不仅仅抢救出千余处地面、地下文物，也培养了一支文化遗产保护的队伍，并唤起了全社会对文化遗产保护的关注。1980年代以来对近现代建筑的保护和研究，1980年代末以来对乡土建筑的保护和研究，以及近年来随着城市化的发展，一些城市中新兴的对工业遗产的保护和再利用工程，也都在不断地拓展遗产保护的内涵和外延。文物建筑、历史街区、历史文化名城三个层次的保护体系，使保护工作更加立体化。2000年完成的《中国文物古迹保护准则》规定了保护工作的操作程序，是用制度来规范决策的里程碑。然而在这些重大进步的另一面，遗产保护与片面追求短期效益的开发之间的矛盾也在日益激化，比如目前很多城市流行将大片历史街区拆除，将原住民迁走，在原基地上修建仿古的商业性街区，这实是官商结合起来对城市遗产的严重破坏和对遗产保护概念的恶意扭曲。(王辉)

关键词 6 • 城中村

中国20世纪末开始的大规模城市化在快速侵吞城市周边的农业用地时，却没法吞噬受国家土地政策保护的农业人口的宅基地，从而形成了城市中的村落。在南方城市中，村民们利用政策的疏漏，最大限度地在宅基地上“非法”建房，形成规模化的城市低端社区，为新增的城市下层人口提供了基本的廉租住宅。城中村的混乱被很多人视为城市的疤痕；而它的安全隐患对城市政客更是一种危险的定时炸弹。
中国城市在短时间内能够用廉价的方式获得的中产化，是建立在广大的低收入阶层生活的不舒适性基础之上。城市需要城中村。城中村或类似于城中村的廉租住区不仅是居住的场所，还是极其简易的就业场所，同时也是一种可控制的邻里体系。城中村中自发形成的自然的城市形态，也是对教条化的当代城市规划的一种反动。
城中村的社会价值和空间形态价值也愈来愈为人们所重视，有机发展的呼声也已远远盖过推倒重建的粗暴做法。2009年，农民宅基地可以流转的新国家政策或许会为城中村的发展打开新的思路。(王辉)

关键词 7 • 大学城

教育乃百年大计，然而中国的大学城建设热历时竟不到五年。1999年开始实行的高校扩招政策是引发大学城建设热的契机。2000年8月，位于河北廊坊经济开发区的东方大学城拉开序幕，此后仅两年时间，全国规划建设的大学城达50多座，遍布21个省、市。在高等教育产业化改革的背景下，大学城建设集教育、商贸、房地产、娱乐等于一体，成为诱人的“经济蛋糕”，迅速带动又一轮“圈地风”：政府以行政划拨方式而不是以市场机制提供建设用地，其中包括大量的耕地；资金匮乏、办学空间不足的学校积极响应，通过向银行贷款实现扩张；投资者打着教育的旗号，以低价从政府手中获取土地。由于存在严重的土地违规问题，各地的大型大学城建设在2004年被先后叫停，银行也逐渐停止向大学城内的高校建设提供贷款。已经建成的校区普遍面临生源不足、还贷困难等问题，本来能给城市注入无穷活力的青年学生群体被“放逐”到偏远的新区，仓促规划、设计、施工的校园大多空间单调、缺乏个性，更谈不上人文、历史氛围，离真正的大学城相距甚远。(钟文凯)

关键词 8 • CBD/中央商务区

1920年代，美国城市社会学家伯吉斯(E.W.Burgess)根据对芝加哥的观察，创建了城市土地使用的同心圆模式，其核心区域为中央商务区，简称CBD。CBD的涵义随着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而变化：传统意义上的CBD类似于城市中心区；进入1980年代，世界发达国家开始由工业社会进入信息化社会，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背景下，CBD被特指为国际性大都市中金融、贸易、信息和商务办公活动高度集中，并附有购物、文娱、服务等配套设施的综合经济活动的核心区域。在中国加入WTO以后，随着对外经济联系的增多，已有近40个城市提出“打造CBD”的发展计划，数量甚至超过了美国，尽管其中真正具备条件的城市只占少数。起步较早的北京朝阳区和上海陆家嘴CBD现已初具规模，但也存在不少规划方面的缺失，例如缺少人性化尺度的城市空间、交通堵塞问题严重等。(钟文凯)

关键词 9 • 形象工程

古今中外，城市的规划与建设永远都离不开政治。“形象工程”又称“面子工程”、“政绩工程”，指的是由政府用纳税人的钱投资兴建并承担“政治”功能、彰显政绩意义的公共工程项目。“形象工程”在短短数年之间已经从一个褒义词变成了贬义词，这些项目大多以提升城市形象、改善投资环境为名，实际上却脱离老百姓所关心的切身利益，往往华而不实、劳民伤财，又或者是投资效益低下，超越自身的经济承受能力，造成极大的资源浪费。过宽的马路、超大尺度的广场、禁止踩踏的大草坪是司空见惯的中国城市景观，互相攀比的行政中心、中央商务区、会展中心、主题公园等也是屡见不鲜。被称为“形象工程之最”的安徽阜阳“国际机场”耗资3.2亿元，建成不到一年就因客源不足而被迫关闭，如今只有野鸟在飞。(钟文凯)

关键词 10 • 豆腐渣工程

1998年长江洪灾期间，号称“固若金汤”的江西九江城防大堤决堤，前往巡视的国家总理朱镕基面对滔天的洪水，震怒之下痛骂“王八蛋工程”、“豆腐渣工程”，从此，“豆腐渣工程”成了偷工减料的劣质工程的代名词。“豆腐渣工程”几乎总是和悲剧联系在一起，被发现得永远是太晚，有洪水“冲”出来的，有大火“烧”出来的，有汽车“压”出来的，有地震“震”出来的。不可思议的是，一些“豆腐渣工程”竟曾获得中国官方的建筑行业质量最高奖“鲁班奖”。在汶川地震周年纪念日之前，四川省官员曾公开表示：没有发现主要因为建筑质量问题而倒塌的校舍，不主张追究大地震后的建筑质量问题。这种令人质疑的“没有发现”和“不追究”，不仅无法掩饰或消灭“豆腐渣工程”，恰恰相反，它暴露的正是“豆腐渣工程”产生的根源。(钟文凯)

关键词 11 • 烂尾楼

“尾”指尾巴，结尾、完结的意思；“烂尾”即尾巴烂掉了，没法完结、完成不了的意思。一栋楼修建到一定阶段后却因为某种原因突然停工了，以未完成的状态搁在城市里，这种楼通常被称为“烂尾楼”。烂尾楼的成因从微观角度分析，包括资金实力不足、市场定位不准、经济纠纷、寻租行为、空头炒作等等；从宏观角度分析，由于房地产项目往往牵涉较大数量的资本，所以与融资政策、市场供需平衡等密切相关，一旦行业兴旺发达导致的整体虚热现象没有被及时发现与遏制的话，市场供需循环出现错乱，大规模的资金与楼盘生产链条出现断裂，“烂尾楼”现象就会作为房地产泡沫的显性表征集群式地出现。
“烂尾楼”的发展史与我国改革开放的进程相呼应，具有浪潮式特征，至目前大致经历了1988、1993、2003三次浪潮。其中最典型的是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以后，国家对土地批租的审批权进行适当下放，南方的房地产开发出现了一整年的高速发展。疯狂的建筑高潮导致了上游原材料的上涨，这种上涨造成了新的高强度通货膨胀，1993年再度发生银根紧缩，第二个“烂尾楼”高潮来临。海南省、广西北海等地的烂尾楼大多出现在这一时期，其中海南省的烂尾楼占当时全国地产泡沫的70%，总量达1000多亿元。然而十数年过去，随着土地开发总量的减少，“烂尾楼”作为权力造城与资本造城的共赢点，在资金链修复或更换之后，正有选择地重新灿烂。(嗯工作室)

关键词 12 • 房改

房改”即住房制度改革。住房是关系国计民生的重大经济问题和社会问题，在计划经济时代，我国实行“统一管理、统一分配、以租养房”的公有住房实物分配制度。住房改革起始于邓小平在1980年关于住房问题的讲话，1980年6月，中共中央、国务院正式允许实行住房商品化政策，自此揭开了中国城镇住房制度改革的序幕。在至1998年全面确定商品房制度的20年间，大致经历了试点售房(1979-1985年)、提租补贴(1986-1990年)、以售带租(1993-1996年)、全面推进(1994-1998年6月)等阶段。1998年7月，《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深化城镇住房制度改革加快住房建设的通知》(国发[1998]23号)公布实施，宣告了福利分房制度终结和住宅商品化制度开始。此后的10年，中国住房改革主要经历了三个阶段：跨越发展(1998年7月-2003年)、宏观调控(2004-2006年)、加强保障(2007年至今)。中国的房改顺应着中国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总体要求进行着，并将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一看似矛盾的指导思路之下，从社会住房保障体系和商品化两方面以中国特色持续深入。(嗯工作室)

关键词 13 • 拆迁

那些在一夜之间粗暴地跃上墙头的“拆”字只是拆迁的前奏，其背后不知隐藏了多少的矛盾、纠纷乃至暴力事件。始于1990年代的大规模城市扩张和旧城改造，使房屋拆迁势在必行。根据现有《土地管理法》，为了“公共利益”或者“实施城市规划进行旧城区改建”，政府有权收回国有土地使用权。旧城区的危房改造曾经是由政府一手包办的“利民工程”，但由于政府资金短缺，旧城改造逐渐变成了房地产开发：政府确定开发区域，开发商向政府购买地块，然后雇拆迁公司进行拆迁。在这场关系到社会财富重新分配的博弈中，与政府和开发商相比，拆迁户无疑是绝对的弱势群体，拆迁补偿标准过低、拆迁过程中滥用强制行为等问题普遍存在。拆迁重构了城市内部的空间版图：高收入者进入城市中心并最终占据，曾经世代生活在城市中心的低收入者被迫迁出。与此同时，大多数历史城市的传统街区也随之荡然无存。(钟文凯)

关键词 14 • 钉子户

“钉子户”指拒绝搬迁的被拆迁人。钉子户，似乎与“眼中钉，肉中刺”这一古老词汇有关。钉子户，就是像钉子一样的人家。目前，我国城市房屋拆迁的法规不健全，程序不平等，补偿不公平，强拆不文明，加上房地产市场存在明显的垄断利润，被拆迁人获得的补偿与迁居成本差距太大，甚至有些地方政府涉嫌在征用土地中与开发商分享巨额利润。某些地方政府与开发集团打着“旧城改造”的旗子，强行甚至是暴力地驱逐原有的旧城居民，有时候还会勾结流氓团伙使用打、砸、抢、烧等非常手段。原住民与拆迁集团的利益冲突达到一定程度时，总会有一些豁出去的“钉子户”出现。由于只有政府拥有对土地和城市规划的权力，政府指令拆迁或授权开发商拆迁本身就是政府行为。而我国的城市房屋拆迁条例有重大缺陷，条例规定的拆迁人是开发商，往往政府在下达了行政命令后，将“拆迁人”(多为房地产开发商)推至前台，自己“淡入”幕后，扮演着“仲裁人”的角色。一旦拆迁人和被拆迁人对簿公堂，政府可以回避诉讼的责任和义务。“钉子户”的出现，从我国法制健全与民主建设的角度看不是坏事，它至少能刺激民众在强权势力面前不要只做“顺民”，而应该站起来理直气壮地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只有这样，法制健全与民主建设才能更好更快地进行下去。(嗯工作室)

关键词 15 • 建筑学学位

1990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设置和试办建筑学学士和硕士专业学位。这标志着建筑学学位的作用从对学位获得者学术水平的认可，转移到作为从事某种职业的必备条件。
建筑学专业教育评估制度和建筑学学位制度是因果关系，它们又是注册建筑师执业资格制度的基础。受国家教委和国务院学位办的委托，建设部于1992年组建了全国高等学校建筑学专业教育评估委员会，并开展评估试点工作。1992年底，国务院学位委员会通过《建筑学专业学位设置方案》，规定通过专业教育评估的高校建筑学专业点，可授予建筑学专业学位；1994年，原建设部发布《高等学校建筑类专业教育评估暂行规定》(建设部令第35号)，对建筑类专业教育评估的目的、范围、组织机构、申请条件、评估程序和方法等作出具体规定；1995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建筑师条例》(国务院令第184号)及其实施细则(建设部令第52号)颁布实施，允许建筑学专业学位持有人员提前报考国家一级注册建筑师。至此，具有中国特色的高等学校建筑学专业教育评估制度、建筑学专业学位制度和注册建筑师执业资格制度正式确立。在受市场利好而雨后春笋般催生的拥有建筑学专业的高等院校中，截至2008年5月，仅有38所高校的建筑学专业教育通过评估，占全国开设该专业院校的24%，通过建筑学专业评估的有37个本科专业点，20个硕士点。建筑学专业教育评估工作在很大意义上为教育质量和未来注册建筑师的业务素质设立了标尺。
建筑学学位代替以往的工学学位，也是与国际接轨思潮的产物。殊不知，高等教育中职业化培训的实效，不取决于学位的名义。1990年代以前，建筑学专业的毕业生，虽然没有职业学位，但学校中的专业训练足以使其能在实际操作的岗位上迅速入门。而今却有相当大比重拥有职业学位的毕业生，从毕业起就没有从事这个职业。一边倒的职业教育，也延长了学制，同时暴露了高校中师资不足的短处。一些院校又以职业教育为名，将学生遣派到社会上的设

计单位去实习，周期从数月到一年，甚至多于一年，这使廉价的实习生成为设计队伍中的一股特殊的力量。从职业化教育向社会化教育的转移，又在不断地挑战校园学术化教育的价值体系。(王辉)

关键词 16 • 注册建筑师

1990年代后，个人的执业资格注册制度渗透到建筑业的各个领域：注册建筑师并不孤单，看看注册结构工程师、注册监理工程师、注册造价工程师、注册房地产估价工程师、注册规划师、注册建造师等等名头，任何人想在这个行业发展，都有一道鬼门关。随着WTO的来临，执业注册考试又被冠上与国际接轨的必由之门。从理论上讲，国际互认工作的展开最终能使中国和外国建筑师各自获得在对方国家和地区执业盖章的权力。
1994年9月下发的《建设部、人事部关于建立注册建筑师制度及有关工作的通知》(建设[1994]第598号)，决定在全国实行注册建筑师制度，并成立了全国注册建筑师管理委员会。1995年9月国务院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建筑师条例》(国务院第184号令)开始施行。1996年建设部下发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建筑师条例实施细则》(建设部第52号令)，为了既与国际接轨，又符合中国国情，《条例》规定，设立一级、二级注册建筑师，一级注册建筑师的条件严格执行国际标准，二级注册建筑师考虑我国实行情况，条件适当放宽。
个人执业资格制度本质上是针对个人的市场准入控制，是政府对建筑业的管理体制和管理模式改革的重要内容。但是，注册制度实施15余年来，个人执业资格还是附着在单位资质火车头上的拖车，使个人资质只有责任，而无权力。个人执业资格制度本质上也是针对过去计划经济模式下那种统一工资待遇的“职称”管理模式的挑战，但注册制度实施以来，行业内职称评定制度仍继续存在。这种多重资格并存的局面，反而不与国际接轨。例如，通过国际互认的某外国建筑师会认识到其中国资质只是个摆设，并无独立执业的资格。这也证明了执业资格制度的决定性因素是社会的管理体系。在注册建筑师问题上，人们再次看到了中国特色。(王辉)

关键词 17 • 设计资质

建筑设计关乎民生福祉、生命财产安全、公众利益，因此对从业者资格和资质设置一定的门槛，是必行的管理手段之一。目前，设计资质发放对象依然是单位(无论所有制的形式)，而不是个人。
建筑工程设计资质分为甲、乙、丙三个级别，边远地区及经济不发达地区如确有必要设置丁级设计资质。不同的资质，其承担任务范围不同。根据民用建筑的类型和特征等因素，将民用建筑分为特、一、二、三级四个等级。类似地，工业建筑及构筑物的等级也作了分类。之所以不同的资质单位能承担设计不同难度的建筑物，也在于其人员、资金、业绩的标准不同。
在与国际接轨的思潮影响下，针对过往设计院综合资质的模式，专业资质的独立也应运而生。千禧年后，单专业资质的建筑设计事务所在并不苛刻的条件下允许成立，例如，至少有三名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和业绩的一级注册建筑师作为发起人，且发起人之一必须从事设计工作10年以上(其中60岁以下不少于1名)。建筑设计事务所资质不分级别，可以承接所有建筑工程等级(包括建筑装饰工程)的项目设计。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对综合资质中等级分类的革命。
设置资质门槛，本质上是政府对工程质量和安全进行监控的有效手段。但也正因为政府实施这一手段的人力、物力、财力有限，限制了发放资质的数量，促成了资质本身变成了有价的商品。既然资质可以通过市场的手段来获得(无论是购买资质，还是购买图签)，设计人员就完全可以和有资质的单位剥离。因此，在近二十年的时间中，我们既可以看到独立的设计队伍“挂靠”有资质的单位的现象，也可以看到有资质的单位服务于没有资质的方案设计队伍(或个人)的现象。有资质的单位做管理和服务型的工作，反倒解放了生产力，使有创造性的生产

力摆脱了琐碎的事务性工作的纠缠。这些现象既揭示了设置资质的本质性问题，又展现了民间对政策的创造性把握。在一个上升的年代，任何似乎有负面性的事情也可能得到正面性的发挥。(王辉)

关键词 18 • 实验建筑

在当代中国建筑语境下，实验建筑、先锋建筑、批判性建筑等源于西方的术语常被专业和大众媒体用来描述自1990年代中期开始出现的一小群建筑师的作品，其代表人物包括张永和、刘家琨、王澍、马清运、张雷等。由于背景、经历各异，这些建筑师的工作是多元的，有着各自的出发点和发展轨迹，难以用单一的动机、立场或理论加以概括。他们的实践一方面明显地有别于长期在中国占主流地位的国营设计院体制和市场经济所催生的商业主义设计模式，表现为小型独立的创作组群、注重研究的工作方法、对设计逻辑的思辨、以及对建筑学本体价值的探求；另一方面，他们没有追随1980、1990年代在西方流行并迅速传入中国的后现代、解构主义的建筑思潮，而是更多地从现代主义建筑的形式语言中吸取养分，并在作品中分别引入了叙事建筑、概念建筑、建构/建造、地域主义、都市主义等当代建筑学的话语。
1999年，王明贤策划的“中国青年建筑师实验作品展”在北京第20届世界建筑师大会期间开幕，“实验建筑”首次正式亮相，尽管当时展出的作品大多并未建成。此后，“实验建筑”的参与者们通过展览、出版、写作、论坛、访谈等方式在各种媒体上频频曝光，其中不少还身兼教职，因此很快便获得了建筑学术主流的关注和认同，曾经被认为是“前卫”、“另类”的设计在渴求“创意”的商品经济浪潮中也日益被社会所接受——随着从 “实验”到“实践”的成功过渡，一些“实验建筑师”如今已成为学界里举足轻重、媒体争相报道的“明星建筑师”。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外国建筑师进入中国，相继完成的一系列形式新奇、技术高难、造价昂贵的建筑作品令不少人惊呼“中国正在成为外国建筑师的实验场”。与此同时，本土“实验建筑”所对抗的实践模式已发生变化，其“先锋性”和“边缘性”随着个体建筑师事务所的不断增多而逐渐崩解，难怪评论家史建已发出“中国实验建筑从喧嚣走向终结”的断言。然而，中国现

阶段的高速城市化进程本身就是一场规模宏大的“实验”，剧变之中的城市现实、丰厚的历史文化资源、不断更新的社会需求、层出不穷的新技术和新材料为建筑师们提供了充满挑战性的实践环境——或许，真正的“建筑实验”才刚刚开始。(钟文凯)

关键词 19 • 建构

“建构”(tectonic)——建造的诗意化表达——一直贯穿在人类的建筑活动中。这个命题被特意地强化，得益于1990年代中期出版的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肯尼思 • 弗兰姆普敦教授所著的《建构文化研究》一书。不同于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时期将过多的建筑学以外的理念嫁接到建筑学之上，这本书把19世纪和20世纪建筑中的建造诗学还原回建筑学本体性的问题，从而打开了解读建筑的特殊视角。这本书的中译版虽然2007年才刊行，但以其为核心的“建构”理念流行于2000年代初期较先锋的当代中国建筑教学和实践中。在之前的中国建筑实践中，建筑学总是与其它非建筑的概念和理论参杂在一起，甚至上升到政治性的意识形态层面。建筑文化成了其它文化的附庸。1990年代后半期掀起的城市化浪潮，虽然提供了史无前例的建造机会，但其本质是把建筑学沦为经济学和政治学的工具。在这种背景下，回归建筑学本体的“建构”理念，变成了对主义和理念满天飞的现状进行批判的最有力的武器和最清澈的思路。然而，正是这种有现实意义的批判，使本来是作为个体内向性心灵享受的“建构”，变成了个体外向性地应对现实的一种谋略。因此，“建构”成了甄别个别风格的标签，而不是一般性的品质。将“建构”标签化地缩水，还源于快节奏、低层次的城市化，不能容忍诗意化的建造，也培养不出诗意化的建造者。因此，在那些能够贴上“建构”标签的实验性建筑师的作品中，理念优于操作，甚至许多建构性的表现与构造逻辑是相悖的。在一个没有诗意的时代，诗是最被期待的；但没有诗的土壤是否反倒能种出诗来，则是一个大家都企盼的当代神话。(王辉)

关键词 20 • 绿色建筑

又称生态建筑、可持续建筑。生态建筑的理论始于1960年代，1970年代的石油危机使人们认识到建筑节能的重要性，随着可持续发展理念的形成和全球变暖现象的备受关注，绿色建筑的研究已成为当今建筑和规划领域的热门课题。1990年代以来，发达国家陆续建立了综合、定量的绿色建筑评估体系，如英国建筑研究组织环境评价法(BREEAM)和美国能源及环境设计先导计划(LEED)。中国于2006年颁布《绿色建筑评价标准》，将绿色建筑定义为：在建筑的全寿命周期内，最大限度地节约资源(节能、节地、节水、节材)、保护环境和减少污染，为人们提供健康、适用和高效的使用空间，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建筑。显然，绿色建筑指的不是绿化环境有多优美，也不是房地产概念炒作里的“高档建筑”，甚至不仅仅是建筑单体的节能保温。城市规划里的大拆大建、低密度别墅开发的禁而不止、住宅户型配置的贪大求全、公共建筑片面追求“视觉冲击力”而忽视经济实用性等等，都与绿色建筑的精神背道而驰。建筑运行能耗约占社会能源总消费量的30%，而中国现有建筑中高达95%是高能耗建筑，大量新建建筑未能达到国家的强制性节能标准。除了监管不力以外，激励政策的缺乏也使绿色建筑在中国的推广步履维艰。(钟文凯)

关键词 21 • 数码建筑

突飞猛进的计算机技术不仅极大地提高了建筑师的工作效率，同时也革新了他们的设计方式。在各种3D建模软件的帮助下，建筑师和工程师们得以轻松自如地驾驭复杂的几何形体，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形式表现力。然而建筑毕竟不是数码，而是物质——计算机辅助制造技术(CAM)借助共通的数字语言缩短了设计与建造的距离，数字化控制设备能够将计算机图形和信息精确地“翻译”为现实世界里的建筑构件，降低了异形产品的制作成本，使“批量定制”成为可能。以这种方式生成的“数码建筑”打破了标准化的批量生产对建筑语言的束缚，以其自由流动的形式给人们带来了全新的视觉感受和空间经验，因此被认为是当代建筑学的一场革命。但是这些新技术的潜力绝对不应该仅仅是上演几幕轰动一时的“都市奇观”，而是被用来重新整合和优化建筑设计与施工中的各种因素：基地、使用、空间、光线、结构、材料、构造、节能… 从而创造出属于我们所生活的信息时代的新建筑。(钟文凯)

关键词 22 • 欧陆风

初期，商品房只是讲求实用、经济，对于外部形象没有特别的追求，可以说是无风格的。随着商品意识的增强，住宅的外观和其它商品的外观一样成为商品质量的象征，这时出现了欧陆风，可以说是中国住宅最早的风格之一。
欧陆风并不是一种确切的建筑风格，这个词在英语中并不存在，它是中国房地产开发商为了吸引市场所创造出来的一个称谓。它只作为符号出现在住宅建筑的表皮上，而其平面形式、空间处理手法则并没有被运用。它是一种混合风格。
欧陆风的诞生并不是单一原因造成的。从建筑师角度讲，很多建筑师受信息和知识的局限，不能准确地使用欧洲古典建筑的元素来进行设计，只是将他们所能得到的古典建筑元素加以拼贴。同时，恶劣的设计环境使很多建筑师无暇去研究元素间的搭配问题，只能追求速度。从业主的角度讲，在经历解放后几十年的“禁欲”，加上消费主义观念的进入，他们的欲望需要某些符号来满足，人们立刻锁定了欧陆风格及其所代表的潜台词：洋气、贵族身份、有文化、品位、格调、资本主义、自由、奢华… 在西方看来，这种建筑形式是后现代建筑在中国的一种实践，而事实上，它是一种多重社会现实和文化心理在建筑设计上的表达。(冯果川)

关键词 23 • 招投标

自2000年1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实施以来，建设部､国家发改委和各地政府陆续发布了《工程建设项目勘察设计招标投标办法》、《工程建设项目招标范围和规模标准规定》等多项规章，对设计招标投标活动的原则、范围和要求作了基本规定。这个法律框架几乎使所有的设计项目都要进行招投标，例如，单项合同估算价在50万元人民币以上的勘察、设计、监理等服务，或总投资3000万元人民币以上的项目，需要招标。
较之30年前几乎只能通过委托的形式获得设计权，招投标的方式解放了生产力，也扶植了新兴的设计力量。但招标人和投标人往往滥用这一手段，又使招投标面临尴尬的局面。例如招标人假借招标之名，恶意侵犯投标人的知识产权；或投标人通过关系网来操纵评审… 抛开这些有悖于招投标诚信本质的势力，中国式招投标也使得部分投标者丧失正义感和批判性，例如揣摩领导意图和赢得评委眼球的做法，滋生了大量媚俗、低质的设计作品，使人们不得不质疑现有招投标体制的有效性。(王辉)

关键词 24 • 围标

围标又名串标，是通过事先私下协议，某一投标人假借多方投标人名义来投标，无论哪方中标，最终利益都归属于控制投标的操纵者；或者投标人私下与招标人事先协商，虽然“履行”招标程序，但中标人已确定。在这种过程中，往往附带“陪标”，让陪标方案明显处于劣势；或利用资格预审设置“门槛”，排斥潜在投标人；或在招标文件上制定倾向性条款，倾斜意向中的投标单位。
围标是对公平、公正、公开、公信等诚信经济理念的亵渎，扰乱了公平合理的建筑市场秩序，损害了招标人和大多数投标人的利益。但这种现象也有其存在的温床，这与目前招投标的政策法规不完善、从业者的道德水准有限、监管力度不强等客观因素都不无关系。
然而在现实中，围标行为也是针对过分一刀切的招标制度的一种对策，其目的是保护招标人的利益。例如城市建设管理部门规定，任何设计必须有若干个设计方参与投标，甚至规定必须有国际设计方参与。这种“善意”的规定，使得真正合宜于建设方利益和实力的设计方落选，或者从一开始就不介入，反倒损害了建设方的利益。应对于此弊端，招标方往往先行获得满意的方案，再组织假招标：一方面组织评委，一方面组织陪标的设计单位。这种情形下，最终受到人格扭曲的往往是设计方，使原本无辜的设计方除了完成能让建设方心仪的方案外，还要杜撰陪标方案，托人情借他人单位名义陪标。(王辉)

关键词 25 • 集群设计

“集群设计”是集合建筑师群体共同参与同一个设计。从2000年启动的北京“长城脚下的公社”项目开始，这种源于现代主义早期示范性实物建筑展的先锋设计方式，近10年来频繁地出现在一些需要高附加值的设计项目中。对于同行相煎的外国建筑师而言，中国同行的集群行为相当难以理解。当理解集群设计往往出现在“前卫”的项目中时，也不难认识到，中国建筑师要获得表述独立意识形态的话语权，也必须通过集体的声音。在一个建筑是商品的时代，建筑学的价值观总会和商家的价值观错位，所以建筑师的话语权是有限的。因此，集群是集声，它放大了一个群体的共同见解；集群是集智，它放大了建筑师的智慧和能量；集群是集权，它使建设方在强大的设计队伍前自觉地放弃了审判者的权力，或干脆把作为被审判者的设计方推向了审判者的位置。集群是一个集权转移的机会，建筑师有可能从话语的劣势群体转换到强势群体。这种强势，不仅仅针对于建设方，也针对于政府审批部门，即便如此，集群设计的结果最终还是要在商业效益的价值天平上去衡量。当建设方确定集群设计的行为本身已完成了“时尚秀”，也会减少对之的实质性支持。这也是在集群设计案例中，事件经常比其结果更轰动的原因。(王辉)

关键词 26 • 炒更

“ 炒更”源自广东话，“更”是古汉语里的夜间计时单位，“炒更”就是兼职干私活、赚外快，四川话称之为“打野”。1990年代初开始，中国进入城市化建设的高峰期，巨大的工程量令当时数量有限的国营设计单位应接不暇，“炒更”由此应运而生。对开发商来说，远低于正规设计费的付费是他们雇佣“炒更”设计人员的根本原因；而对“炒更”设计人员来说，与其本职工作相比，“炒更”的低成本和高回报又颇具吸引力，因此“炒更”成为建筑设计行业里司空见惯的现象，大多数国营企业和事业单位对此只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几个建筑师和工程师凑在一起，就能组成一支“炒更”或“打野”游击队，独立接活，“赶图”完成设计，需要报批盖章时就“挂靠”到有资质的设计单位，缴纳一定比例的“图签费”。“炒更”迅速锻炼出一大批“有丰富作战经验”的建筑师和工程师，但无法保证工程设计的质量和后期服务，降低了设计收费的水平，扰乱了建筑设计行业的市场，深刻反映了目前国内设计资质管理的弊端。(钟文凯)

关键词 27 • 效果图

曾几何时，手绘效果图(又称表现图、渲染图)是建筑师必备的基本技能，如今已成为一门几近失传的技艺，取而代之的是计算机效果图。这项任务也逐渐从建筑师的日常工作中分离出来，催生了一个崭新的行业——专业效果图制作，其业务范围还包括动画、多媒体、虚拟现实等。它的从业人员多半是没有受过正规建筑学或美术训练的年轻人，他们以流水作业的方式夜以继日地紧张工作，成为建筑生产产业链中不可或缺的一环。数码时代的到来，提供了不断增强的运算能力和日新月异的3D渲染程序，再复杂的形体和细节都能被一一精确地模拟、赋予材质和光线，让人可以从任意的角度去预览。为了“效果”，图面常常会被刻意地虚饰或美化，但却仍要给人以“写实”的印象。效果图在设计竞赛、方案汇报、广告宣传中往往是决定成败的关键，它不仅已成为公众理解和评价建筑设计的主要媒介，同时也在影响建筑师的思维方式，体现在对表面视觉效果的过于依赖，而忽视了建筑的物质性和空间性。(钟文凯)

关键词 28 • 盗版书

“盗版现象”乃至“山寨文化”在中国的发达已无须赘述。中国建筑专业盗版书的产业规模与“专业水平”也丝毫不逊于其它类文化产品的盗版。由于国内建筑出版业的水平不高，因此盗版的目标主要集中在外文建筑专业书籍上，尤其是一些国际知名建筑师的作品集，以及集中登载建筑方案的期刊或书籍。无论是盗版覆盖的范围，还是印刷的质量以及跟进的速度，国内盗版书已经达到了相当的水准。甚至还“出版”过一些相当精美的“收藏版”，例如由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出版的《建筑场地学》正版标价75元，而精装盗版售价高达248元。此行业内的不同盗版商既竞争又合作，共同打造了一个规模庞大的市场。有时多家共同盗版同一热点书而各自分一杯羹；有时几家分工合作，利用各自优势与特点，进行市场细分。如此看来，似乎中国建筑师成了最大的受益者，就如同盗版电影之于中国当代文化一样，中国建筑师总能方便迅速地接触到世界建筑精华。然而吊诡的是，这些唾手可得的资源似乎却并未大幅度提升国内建筑师的执业水平，大多数建筑师似乎只是利用建筑盗版书去制造“盗版建筑”，看来，如无成熟健康的心态，再好的营养品也会造成食物中毒。(秦蕾)

关键词 29 • 建筑展览

近10年来，名目繁多的艺术展、“双年展”如雨后春笋般纷纷登台，伴随着这一热潮，建筑展览也逐步进入公众视线。1999年夏天，在北京UIA国际建筑师大会期间，王明贤策划的“中国青年建筑师实验作品展”同期开幕，几乎成为中国建筑界的“星星美展”。此后，又陆续有一些展览引起不小的反响，包括“变更通知——建筑师五人展”(2001年，上海)、“十字路口——城市公共环境艺术论坛”(2001年，成都)、“土木中国新建筑展”(2001年，柏林)、“土木回家”(2002年，上海)、“间——中国当代艺术展”(2003年，巴黎)等。与此同时，“威尼斯建筑双年展”等国际知名展览也越来越多地活跃着中国建筑师的身影，几乎每个所谓的“明星建筑师”每年都会参加3-5个展览，其中可能有一半在国外。而继“成都双年展”和“中国建筑双年展”的失败经验后，“深圳/香港城市建筑双年展”则异军突起，成功地将国内的城市/建筑展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并获得了较高的关注度。在这样一场“盛事”中，建筑师们开始学会越来越熟练地利用展览的舞台扩大自己的影响力，而主办城市则把它作为一种高明的城市营销手段。各种展览开幕酒会的热闹非凡，映照出中国城市突飞猛进的不争事实。然而众生喧哗过去，除了一场秀，到底真正给我们留下些什么? 对中国城市发展的深层思考? 对既有成果的检视与批判? 对建筑思想的前瞻性把握，还是对不同利益层面的挖掘与关怀? 恐怕这些期望还有赖于展览机制的更加成熟、专业展览机构与场所的建立、以及专业策展人团队的出现。(秦蕾)

关键词 30 • 媒体

不可否认，中国目前已进入“媒体时代”，媒体在社会演进过程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在建筑领域也同样。而与建筑相关的媒体大致可分为三种：一是本土建筑专业媒体，如《建筑学报》，乃中国建筑学会主办的官方刊物，还有其它一些“核心”期刊，包括《建筑师》、《世界建筑》、《时代建筑》、《世界建筑导报》等，它们大多依托于专业院校；二是新近进入中国的国外专业建筑媒体，它们不但开始越来越多地关注并报道中国的建筑动态，甚至纷纷成立中文版，其中包括《建筑细部》、《A+U中文版》、《Domus国际中文版》、《El Croquis》、《Abitare住》、《Frame锐目》等；第三类则是大众媒体。
其中，境外专业媒体将世界最优秀的设计与思想呈现在我们面前，为中国读者拓展出更广阔的视野，也为中国建筑与世界建筑的交流互动构筑起更好的平台；与此同时，随着中国城市化进程的突飞猛进，“建筑”与“城市”也成为大众媒体关注的热点，大众、甚至时尚媒体凭借其覆盖面与影响力，让普通百姓也日益重视自己所处的城市与建筑环境，而这种民间“建筑文化”的普及正是今后中国城市与建筑所赖以发展的土壤，2008年底由《南方都市报》发起的“建筑传媒奖”的评选就是一个积极的例子；而相对于以上两类媒体对中国建筑发展的贡献，本土建筑类专业期刊的进步似乎慢了一些，其中固然有体制约束、自身专业化水平不够、市场狭小等原因，但另一方面，由于报道本土优秀设计是其根本的职责，而本土设计的水平却相对低下，同时这些专业期刊又无法作出有效的批判并促进建筑文化的发展，这种尴尬的位置恐怕是其进步有限的最根本原因。(秦蕾)